我再回到那个朴素的比喻，还是一个家庭，它选择用杀鸡取卵的方式赚钱，一定时期内，他们家现金收入可能增长迅速，日子过得确实比别人都红火，整天油光满面，不了解背景的人甚至会特别羡慕，但这种方式必然是不可持续且后患无穷。
由于中国的内幕交易监管体系更强调的政府主导，市场多元化的监管制度没有确立，这不仅增加整个证券监管体系的运作成本或在成本不足时的监管低效率，而且也无法调动整个市场其他当事人的积极性。也正是在大股东有信息优势、持股成本优势、持股数量的优势情况下，为现在股市环境下大股东绝对的坐庄，创造了条件。
股权分置前，大股东要操纵股价只能与庄家合谋，然后分成，其行为不仅风险较高而且收益也不是那样可观。如对德隆系、中科创业等内幕操纵，处罚得无关痛痒，伤害的则是广大中小投资者。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浙江的一家公司短时间内股价炒上了天，最后发现炒作这家股票个人账户持有人竟然是几位连股票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农民，而且所谓国际市场上的大订单也遭到各方质疑。那么，从美国处置内幕交易的制度演进过程来看，对中国的证券市场有什么启示呢？大股东坐庄时代可以说，中国股市上的内幕交易并非现在才出现的事情。由于内幕交易违规则成本过低，使得相应的法律对内幕交易者的犯罪行为缺乏应有威慑力，这必然会促使大量的内幕人铤而走险。
相关的法律还规定，证监会可以将内幕交易民事罚款的10%奖励给举报者，以此来强化市场监管机制的广泛性。而这在于现在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内幕交易技术性界定较弱。这样，我就跟着姨妈在1938年初到了重庆。
我起草了长篇的《访苏报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理论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情况。【桁林】杨老曾有过这样的叙述：1964的批孙战役，第一炮是瞄准我打响的。2005年8月，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对您有这样一段评价，刘国光同志是一位有影响，有贡献的经济学家，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改革开放以来，发表了许多文章，参与过许多决策研讨，作出了重要贡献。【桁林】这就是中国的哈罗德—多马模型。
我的老师徐毓枬建议我先考研究生。我时年14岁，正在南京江宁中学上初三。
《共产党宣言》归根到底是要消灭私有制的。经济学要为大多数人谋福利 【桁林】您为什么要做这些看着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刘老】经济学是利益之学，但是，经济学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决不能只为了少数人谋利益而损失了公众利益。对一些细节叙述，出入比较大， 我们也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些事实，留下宝贵的资料。我们在卡车上打出巨幅标语，上书流亡学生还乡、江湖好汉留情，所幸一路没有出什么意外。
后来教育部社科研究中心有个年轻同志来访谈，我谈了八、九个问题，谈得比较开，这些看法都是很自然地谈出来的，这就是《关于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问题》的一篇文章 ，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后来我就到天津南开大学去当助教了。这些教授很辛苦，夏天很热，用电扇吹，我至今记得他们。西方有些国家的福利搞得不错，它们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好的经验，缓和资本主义矛盾，这是成功的。
我在社科院历次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多次强调要采取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实际上，从1984年发现过热苗头时起，我们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环境的政策主张，在我们周围逐渐形成了宽松学派，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稳中求进改革思路，在1987年探讨中期改革思路时，到底是以所有制改革为主、还是以价格改革为主的讨论是很激烈的，我们主张双向的、二者并重的综合改革的道路，两个方面都不能偏颇，要折中。
过去说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不全面的，也远远不够，解放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人。徐毓枬是上海人，当时还留在上海，我去找他，以后就做了他的研究生。
编《刘旋风》的一位编辑叫刘贻清，最近因为去邮局寄包裹时突发脑溢血死亡，我很怀念他。现在有人争市场经济的发明权，有人是天才，早在1956年他就在提倡市场经济了，那是吹牛。经济过热就得刹车，甚至要采取硬着陆的办法，这样刹得过快过猛，造成大起大落。我的这些观点，中央还是肯定的，认为这些观点很重要，需要研究一下。说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走错了，应向北欧学习，大肆宣传，争论得很激烈，批判得也很厉害。1985年深圳建立特区后我们建议要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这种经历太多了，改革开放之前后都经历了好多次。我们一起到河南调查粮食实际产量、消费和投资失衡状况，当时认为是消费转化为积累出了问题，题目就是孙冶方出的，他提出了许多现实问题。
拉回来的猪要走几十里地，用自行车驮着整头猪推回来，农村的土路又不好走，很不容易。那时重庆经常受敌机的轰炸。
当然，不说我们是反党集团，而是把我们这些与孙冶方有牵连的人说成是一伙人，也受政治审查。资本越多回报得越多，越是私有化其两极分化越严重，这是客观事实，凭借劳动、智慧不足以解决大部分人的生活富裕问题。
冶方固然有为我开脱之意，不过他心理明白，明白人也都看得出，假如仅仅为了批判杨坚白，何必这样大动干戈。有人反对，当时的主要决策者也主张闯关，就是闯通货膨胀之关，我是坚决反对的。猪屎猪尿都得收拾，不分白天黑夜。1958年12月跟随孙冶方到布拉格，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学术协作会议。
【桁林】您会不会有压力？您的观点得罪了许多人，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引起一些人不快，引起一些人反感。人口和大批辎重物资都往四川方向疏散，很多人都选择重庆，汉口已经不是久留之地了。
好像是纯理论，实际上它不是纯理论，很有现实针对性。那时的国民政府是一路西迁，很快地，汉口也保不住了，又迁往四川。
于是，我找徐毓枬商量，征求他的意见。有人说您反对改革、反对市场经济。
主要是参加计委的工作，那是于光远的功劳。经过这样的宣传，文章的观点就传播得更广了。我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同时也有力地批驳了通货膨胀有益论。
1983年10月，《再论买方市场》发表于《人民日报》，首次提出改革 首要任务就是解决短缺问题，向买方市场过渡。【刘老】当时，中国要派一批同志出国留学到苏联。
他是国内少有的研究国民收入的专家，他知道我出国的事，建议我学国民经济平衡表。【刘老】西南联大是1938年开始的，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成，1939年由湖南迁到了昆明。
什么时候解决合适？邓小平说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解决。后来数量经济小组发展扩大成为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